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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宪法学进路的研究则完全在另外的层面，该脉络要回答的问题则是：宪法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稳固的规范文本？其规范效力的现实基础是什么？由此可见，政治宪法学要回答的恰恰是规范宪法学自觉排除的前提性问题。

宪法71条第二款规定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只有当调查的事项与法院审理案件相重叠的情况下，调查权与审判权有可能出现冲突，并须厘定二者之间的界限。

全国人大和常委会仅享有调查启动权，经法定程序启动调查权后，由调查委员会行使调查权。其次，第71条前后两款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宪法规定审判独立，调查权不得触及审判权的核心，应排除个案监督，基于审判权的国家属性拒绝地方人大就法院判决开展调查。鉴于审判权的国家属性，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民意机构的各级地方人大原则上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并无调查权，不能开展对法院的调查。二、调查权、监督权与审判权 调查权固然是议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Investigative Oversight、Congressional Oversight当然包含监督，但这一监督非等同于监督权，且调查过程充满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紧张，须厘定彼此之间的界限。

因为在成文宪法下，政府或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一样，同样负有实施宪法的责任。也就是说，只有个人有权携带枪支，自由州才可实现。作者认为，即使在倡导合宪性解释的学者群体内部，对此方法的理解也存在偏颇，尤其是未能区分前述两层内涵。

第二类文章旨在揭示文本背后的制度结构。据此，社会权不是经济发展的拖累，而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总体来说，以法哲学或政治哲学为方法论基础的研究虽然也注重文本，但根本旨趣在于探求文本背后的深层观念结构或制度结构。[44]参见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同样讨论制度性保障的论文还可参见任喜荣：‘社会宪法及其制度性保障功能，《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龚向何论社会权的经济发展价值[19]一文从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入手，认为二者间的冲突是权利与经济发展的冲突。

更准确地说，直接选举只是回应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一文弥补了这一缺憾。[13]在此问题上，宪法文本与现实间的冲突日益明显。[8]参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八二宪法，《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

在择选重点评价的论文时，本文坚持以下三项标准： 第一，概念分析与体系建构。这种分歧看似出于学者主观兴趣的差异，实则反映了规范的内在逻辑与宪法在我国的特殊处境。[9]另有学者尝试以两派的方法论为视角，对修宪这样的具体论题提供解释。由于旨趣不同，二人并未构成真正交锋。

宪法学者或许认为此类问题该由政治学者回答，但在香港这样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政治问题通常都会转化为法律问题。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尝试缓解其中的紧张。

《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28]参见凌斌：政治私约主义的正当性困境：政治宪法学批判——以《清帝逊位诏书》的法学解读为中心，《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

（一）宪法教义学的初步建构 方法论的自觉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起点，以特定方法论为基础建构知识体系则是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作者由此主张在宪法适用问题上走中间道路，也即选择适用。其次是加强全国人大之下的各专门委员会的地位，特别是要增加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专业性和专职性。苏力关于古代宪制的研究不仅是一种知识考古，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更新了人们对宪法（constitution）一词的理解。如此才能保证宪法秩序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坚实基础之上，最终定型为适合一国人民秉性的政治生活秩序。就此而言，其研究结论的首要价值并非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指引，而是为理解整体制度提供参考。

具体来说，第一层架构是作为领导代表制的党的领导。[36]另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亦触及到宪法背后的观念结构，即政治与宗教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论争已经不限于两个学脉之间的交锋，而是逐渐被视作关涉宪法学学科整体的事件。张千帆：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困惑与消解，《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

若政治权力的宪法化程度高，则宪法学的主要使命在于阐明规范意涵和确保规范落实。另一种是以研究对象为据。

在这三个面相上，虽然学者围绕具体的界限存在争议，但是均认为宪法规范的确存在此种层次的差别。[32]参见翟志勇：英国不成文宪法的观念流变——兼论不成文宪法概念在我国的误用，《清华法学》2013年第3期。第三，不应只在抽象和规范的意义上理解宪法，亦不应把宪法看作普适价值的载体，而应从中性的立场上理解宪法，从构成和结构的意义上把握宪法的含义。文章所批判的政治宪法学对辛亥革命的论述正是政治私约主义的体现。

可惜的是，作者的研究经验描述有余，理论提升不足。法教义学完成其使命的方法是解释和体系化。

[45]拋开该学说的具体内容，揭示其产生的宪制背景更有助于读者把握其精髓。本刊两年前的评价尚未明确区分这两个层次，因此存在交叉混合之弊。

[28]该文的标靶是《环球法律评论》围绕清帝《逊位诏书》在辛亥革命中的法律意义的一次主题研讨中的相关文章，[29]其中尤以高全喜的论文为主。强世功旨在强调中国的宪法文本并未反映权力运作的全部现实，描述那些文本之外的权力运作规则是强世功文章的主旨。

作者借鉴制度性保障理论，并结合德国二战以后的发展，从两方面对该条款做了教义学解读：第一，从消极方面而言，立法者虽可形塑婚姻家庭制度的内容，但不可从根本上废除该项制度。第一，拓展基本权利的新维度。另一方面，社会权有助于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从而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发展。[43]与上文介绍的苏力的主张类似，杨丽敏文章亦强调了现代国家的建构对现代规范宪法秩序之基础性意义。

政治公约主义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是对历史事件的哲学反思。因此，首先描述权力运作的完整和真实的情状就成为政治宪法学者凸显自身独特价值的入手处。

（三）对观念结构的研究 本文虽然区分制度结构与观念结构，但二者的差别只是抽象程度的不同。经过此种否定意义上的排除，作者随后得出肯定意义上的结论，即《宪法》总纲中第2—5条、第9—10条、第13条、第16—17条、第30条的部分条款，第二章中第33—41条、第46—48条的部分条款，以及第三章的全部条款均可直接适用。

第一个面相是根本法与非根本法的区分。[33]政治协商会议并非宪法文本中的正式机关，但它在我国宪法生活中的作用却是有目共睹的。